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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[俞均自述]

    我在英国读了硕士，毕业后留在国外，有三年的心理医生就业经历。回国的头一年，周宣父母便托人找上了我。

    第一次面谈时，他俩便支支吾吾好似藏着什么事，绕了半天圈子才告诉我要接受心理治疗的是他们身为“性变态患者”的儿子。

    我是1991年接受周氏夫妇的聘请的，若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也是周宣被他父母发现性向的第一年。从夫妇俩焦急的语句与不安的神色中，我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迫切。

    必须承认的是，那会儿西方的思想要比东方开放太多。

    90年代初西方的同性恋早已去罪化，可回国后我才了解到，80年代社会冒出了一种针对同性恋患者的“疏导心理治疗法”，大概讲的是通过注射一系列刺激性药物，最终使患者形成不良的条件反射。

    当时我急于在国内立足，周家在渭止市的名声不小，他们开出的聘金也尤其可观，即便有些昧良心，我最终还是答应了。

    但实话说，我并不为此感到惭愧，毕竟我不会像许多无良大夫一般采用药物、电击一类极端的手段对“患者”进行治疗。

    至少，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也是在救周宣不是吗？

    比起激进的治疗，我更宁愿通过心理引导来对他进行积极的心理治疗，不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。

    但见到周宣以后，我清晰认识到，比起周氏夫妇说的什么同性恋、绑架案ptsd一类的心理疾病治疗，周宣他更需要的是针对家暴产生的心理Yin影的相关治疗。

    那对夫妇是货真价实的疯子。

    说我是共犯也好，骂我自私也罢，即便荒唐，我也依旧能完全理解自己当初不想自砸饭碗的感受。更何况，我若是离开了，谁能知道下一个医生会对周宣采用什么非人道的治疗方案呢？

    我做了我该做的，即便仅仅是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而已。

    每周一回的心理治疗，每次见面周宣身上都有新伤，任谁看了都觉得惨不忍睹。

    他是个很乖巧的孩子，总是积极配合治疗，大概是习惯了父母打骂的缘故，他几乎从未在我面前喊过痛，问起他的近况，他也只是一笑而过。

    起初我们还没有创建基本的信任，因此我没敢越界。

    在大约两个月后，他终于对我敞开了些心扉，我才开始有意无意地同他谈论家暴。

    为了避免对周宣造成多余的伤害，我的说法总是很隐晦，我那时想，这大概是周宣态度时常平淡的原因。

    可很快，我就发现了，他态度平淡并非是因为我暗示不够。

    他有些过分的乖巧也逐渐让我觉得毛骨悚然。

    我依稀记得那日应是下了场暴雨，我到周家的时候雨势正猛，不知道那俩疯子是不是忘了那日是周宣接受心理治疗的日子，我进门的时候那俩人正拿铁棍抽周宣的大腿。

    我大概能知道他们为什么选在那时候出手打人——因为暴雨声能遮去他们比周宣还要大的嘶吼。

    看见我后，他们俩吓了一大跳，急忙将铁棍子给收了，本来雨天地上就发chao，周宣的血糊上去瞧着更是触目惊心。

    我没多说什么，只到平常诊疗用的会客厅里等周宣。他过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来了，我没闻到什么药味，八成那俩疯子只让那孩子匆忙洗了个澡。

    我至今还记得，我当时怒火攻心，费了好大力气才勉强没对那俩畜生挥拳头——我可不想进警局，但我想送那俩人进警局。

    所以看见周宣的第一眼，我问他有没有事。

    他的回答让我一下子接不上话。

    他说他没事，他父母爱他，他也爱他的父母。

    言外之意是，他不觉得他父母有什么错。

    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才真正意识到周宣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。刚开始，为了挖掘出他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，我用白板与周宣进行一些瞧来有些古怪的对话，希望籍此能了解他究竟在想什么。

    可很快，我得出了让我心凉的结论——周宣他当真认为父母的家暴是爱的表现。

    即便在这之后，我同周宣直白地说明他父母的所作所为是实打实的家暴，可周宣都从未当回事。

    后来我忍无可忍，同他讲了好些与法律诉讼相关的东西，他却依旧没有让步。我只能一味地向他传授避免家暴的方法，尽管我并不确信那些举动能否避免亦或者减少家暴的产生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我意识到了周宣对我的依恋心理。

    我是专业的心理医生，对这情况见怪不怪了，也当然没可能利用这心理去促成什么，只是尽可能减少与他的肢体接触。